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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帝后仓皇辞庙堂,晋人隆重接驾忙

八国联军进北京,两宫御辇出京城。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,1900年815日凌晨,慈禧偕同光绪慌慌张张地经由德胜门逃离北京,一路极其狼狈。为了加快逃跑速度,既不能多带东西,也不敢打出两宫“出巡”的旗子,更没有带多少侍从和军队,唯恐队伍过于庞大,引来八国联军的追赶。这些养尊处优的皇族亲贵,要车没车,要吃没吃,要穿没穿,究竟往哪儿逃也没有思想准备,只好听天由命。可谓“漫漫雾蒙天变色,潜潜泪下地无声”。

然而,逃难队伍一到山西,情况迥然不同了。在《庚子西行记》一书中,记载了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路经山西太谷县的所见所闻,“十八日往太谷,去省二日程,未至二十里,榆柳夹道,路平如砥,旅店整洁,肴馔丰典,酒则黄白均有,肴则南北俱备,盖其地为晋省富户所萃,非如是不足邀其顾盼也”。从北京一路行来,与沿途“居民奔避,闾里萧然不见行人”,到旅店“车往至则无人应门”的情况相比较,不能不让人惊叹山西商人的富庶。

慈禧、光绪一行是在八月初三(8月27)进入山西天镇县境内的。庚子事变时,慈禧、光绪在外流亡时间共一年零四个月。在这485天的时间里,慈禧、光绪从七月二十一(815)离开北京,到进入山西,他们有53天时间在山西境内度过。八月十七(910),慈禧、光绪抵达山西省的省会——太原府(今太原市)。慈禧在太原停留了21天,这也是她自从八国联军对华开战以来生活最安稳舒坦的一段日子。闰八月初八(101),慈禧继续向西安方向前进,在经过了徐沟县(今太原清徐徐沟镇)后,于闰八月初九(102)抵达祁县。行宫就设在当时祁县最著名的晋商票号“大德通”总号,受到了山西票号的隆重接待。闰八月十二(105),慈禧“驾临平遥城”,平遥县知县沈士嵘接旨好不慌张,立即传来乡绅宋梦槐和各商号的财东布置接驾。全城市面一律张灯结彩,各十字路口架设黄布牌楼,从惠济桥到洪善驿的20里官道,从东城门直达郝家堡,黄土垫道,清水稍洒。沈士嵘和县丞等有顶戴的官员与平遥豪绅宋梦槐、陈汝猷、赵洪猷等以及“日升昌”“蔚泰厚”“天成亨”“百川通”……等几十家平遥商号的商人们,至驿站接驾。

二、两宫逃难资费紧,晋商筹款表忠肠

其实,当慈禧的车驾由河北即将进入山西时,最早获得这个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地方官员,而是有四通八达商业网络眼线的山西商人,这就是祁县的乔家。乔家与官员的结合非常紧密,这是乔家商业发展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。与朝廷官员的紧密联系,不仅使乔家最早得到了慈禧西逃的消息,而且给乔家带来了新的商业契机。在这里需要提到的两位重要人物,其中一个就是太原大德恒票号的贾继英。

贾继英(1875~1944年),字俊臣,祖籍山西省榆次县郝家沟村。因家贫,迁居六堡村(今山西晋中榆次区北六堡村)。贾继英生于六堡村,从小跟随父亲读书。长大后,进入“大德恒”票号学徒。后因精明干练,有胆有识,善于应对,遂提拔他为“跑街”(商号叫“跑外的”),常驻太原,社会交往日广,在太原逐渐有了声望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,大德恒对于朝廷内外的战与守,掌握得十分清楚,甚至山西的不少官员,也要通过大德恒来了解朝廷对战事的态度和战局的动向。

八月十三(9月6),为慈禧打前站的“粮台会办”吴永(后来成为曾纪泽的女婿)已先期到达太原,他一边让毓贤等人镇守固关,防止尾随的洋兵侵入山西。一边又让其他官兵维护社会治安,并动用官银,准备迎接銮驾到来。同时,他和新提拔的冀宁道台许涵度(原潞州知府,因馈献慈禧而得以升官),召集城内各大商号的商人们开会,动员大家为随行人马筹集饷银。由于此事发生突然,多数商号掌柜们不知详情,都不便冒然地与吴永见面,所以真正与会的多为二、三掌柜或者是指派的代表。其中,大德恒的代表就是贾继英。只是由他根据大掌柜闫维藩事先嘱咐,不仅带头行动自报捐银3 000两,而且还详细陈述了捐银的利害关系,表明了晋商的爱国思想,从而使紧张的气氛很快趋于缓和,不到半天时间即凑到了10万两白银的巨款。由此,吴永对晋商十分满意,对贾继英也产生好感。临走时,两人交谈言笑,表示愿建友谊,互为来往。

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大德通票号的经理高钰。高钰(1854~1919年),字子庚,祁县子洪镇人。在执掌大德通票号的25年中,为扩展业务,获取高额利润,他结交清朝官府庆亲王,追随巡抚赵尔巽。赵尔巽将所有的军政费用交其办理存拨,人称高钰是“二督抚”。自其任经理后,大德通盈利大增,声誉日隆,为当时祁县票号之首。慈禧出逃期间,高钰和随驾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十分紧密。即将“西巡”这个绝密的军情信息,高钰是事先就了解到的。得到消息后,高钰做了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资。他不仅把大德通里里外外装饰一番,用红绸缎作地毯沿路一直铺到票号总店,作为慈禧、光绪二圣的临时行宫,而且筹措银两,为慌乱出逃、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