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字-备案-网站制作声明

版权所有: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
京ICP备05059561号       中企动力 北京:网站建设

底部导航-文字维护-二维码

左侧关于我们-文字维护-地址

一、乔家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及贡献

乔家发展中有三个划时代的人物,即乔贵发、乔致庸、乔映霞。

乔家起家比较晚,活跃了二百多年,虽然时间比较短,但是发家很快,而且衰落也比较晚,这是乔家与其他商家的不同之处。乔家发展中有三个起到划时代作用的人:乔贵发、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、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,他们三个人在乔家的发展史上的作用是决定性的。

(一)早期:艰苦创业乔贵发

乔贵发,生于清代,是乔家商业的创始人。他从小没有父母,在舅舅家长大,但舅妈对他不太好,别人也瞧不起他,因为他说话不是很利索,就是非常老实,很能干活。有次一个侄儿结婚,他去帮忙,拉风箱,到拜本家的时候,有人说也要拜一下乔贵发,有人就说,这样的人还值得拜吗,那不丢人吗?他听到后,很伤心,一赌气走了,走出了“西口”,这大概是在他青年时期、清乾隆六年的事。

乔贵发刚出去的时候和一位姓秦的徐沟人,开了一个草料铺,并经营豆腐、豆芽、烧饼、切面以及零星杂货,后来又经营银炉,打造妇女头上戴的头饰。两个人同心协力,省吃俭用,苦心经营,加上待人接物态度好,生意日见起色,当时并没有正式字号名,两人觉得应该起个名字,商量以后起名为“广盛公”。这是乔家第一个有名称的商号。

乾隆后期,乔、秦两家把“广盛公”改为“复盛公”,主要经营油、杂粮、米、面,后又开设了当铺、估衣铺、钱铺,逐渐拓展。当时包头就是个村子,是内蒙古游牧地区和中原汉族地区交界的地方,土地肥沃,交通便利,没有政府机构。随着商业发展,社会事务由商人自己管理,当时包头的商会代替政府的职能,管理社会治安,后来有了自己的武装卫队——商团,有一个骑兵团,一个步兵团,巡查弹押、拘捕人犯均由商团负责。这里地方势力最强的就是乔家,一直垄断着这里的贸易,资本越来越大,买卖越做越发达,财力越来越雄厚。后来,复盛公繁衍出许多子公司,最多时有14家,但许多财东抽大烟,逐渐撤走了资金。有人卖,乔家就买下来。到最后,秦家也撤资了,“复盛公”渐渐成为乔家的独家生意。

(二)中期:中兴家业乔致庸

乔致庸,生于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,卒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7),享年89岁,历经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五帝。他继承祖业,分家的时候取号“在中堂”,取中庸之道。乔致庸认为经商首先要重信用,第二讲义,第三才是利。他按“信义利”排序,受到了顾客的认可。

乔致庸“接班”后,继续巩固家业,经过20年的奋斗,“复盛公”根基巩固,信誉日彰。为了扩大经营,“在中堂”又以独立资本,在包头增设了“复盛全”“复盛西”,咸丰以后又增设了复盛菜园280亩及复盛协、复盛信、复盛油场等,统称“复字号”,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。复字号以其发达的商业促进了包头的市场繁荣,对包头城的形成和建设起了推动作用,故有“先有复盛公,后有包头城”之说。“在中堂”凭借包头这块发祥地,垄断操纵了蒙古市场,进而把商业字号陆续延伸至平津、东北直到长江流域各大商埠。

光绪十年(1884年)乔家创办了“大德通”“大德恒”两个票号。山西商人的商业发展,必然要有安全及时的资金调度,因此从经营资本分离出来一种专门进行货币经营的商人,成立金融机构。晋商创造的金融机构里第一种是当铺,第二种叫钱铺,第三是印局,第四是账局,第五是票号。山西商人的金融机构,票号生意做得最大,到了1900年以后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,清政府大量向票号借款,也使票号出了名。乔家商业,特别是大德通、大德恒票号,积累了白银1 000多万两。可以说在乔致庸手里,乔家商业发展到高峰,财富最多。

(三)晚期:自强不息乔映霞

光绪十年(1884年)以后,社会动荡,兵荒马乱,外国入侵,生意不好做了,但乔家仍然自强不息。代表人物是乔映霞,他是乔致庸次子乔景仪之子,为乔致庸长孙,中堂后期的家务主持人。

乔映霞事业心强,青年时代倾向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,他率领剪辫子队,带着狼狗,在街上看见谁的长辫子上去就剪,非常激进。

民国初年,在中堂由他当家,治家也很严格。兄弟成家后均让其另立门户,独立为生,还自命名“自强不息斋”“退思补过斋”“知不足斋”“昨非今是斋”“不得不勉斋”“日新斋”“习勤斋”“时新斋”等。

在他执掌家务期间,在中堂的生意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。1913年,他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。当时,他竭力禁种鸦片,因强行铲除烟苗,与农民发生争执,结果酿成人命案,避祸于天津。走后由他的弟弟执掌大权,做了很多工作,但大势所趋,乔家逐渐走向衰落。

二、乔家主要商号及经营范围

乔家的商号业务重心在内蒙古。包头有复盛公、复盛西、复盛全(19个门面、400500名员工)、复盛菜园、复盛油坊、复盛兴(粮店)、复盛和(粮店)、复盛西(粮店)、通和店(粮店)、广顺恒(钱铺)、复盛协(钱铺)、复盛锦(钱铺)。呼和浩特有通顺南店(百货)、通顺北店(皮毛)、大德店(粮店)、德兴店(粮店)、德兴长(面铺)、法中庸(钱铺)。其他地区有太原晋泉源(钱铺)、保晋公司(煤矿),太谷恒豫(钱铺),祁县大德通(票号)、大德恒(票号)、义中恒(钱铺)、大德兴(茶庄)、大德诚(茶庄)、油面铺。在北京、天津、东北、四川、湖南、湖北等地,也设有钱庄、当铺、粮店、茶庄等。

大德兴茶庄,在咸丰时就兼营汇兑,同治初年开始专营汇兑,光绪十年(1884年)四月正式定名大德通票号。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,最初资本6万两,中期12万两,最后增至35万两,分号有北京、天津、张家口、石家庄、沈阳、营口、呼和浩特、包头、济南,周村、周家口、正阳关、三原、上海、汉口、沙市、开封、常德、重庆、苏州等。20世纪30年代改为银号,大德恒总经理阎维藩,亦在全国各地设置分支机构。

三、乔家与官场联系紧密

庚子事变,慈禧西逃途经太原,向票号借款30万两,大德恒太原经理贾继英一口答应,此举得到总经理阎维藩的赏识,说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,一千年也出不了一个贾继英”。慈禧当时就住在乔家大德通票号,又得到捐银10万两,其间大德通总经理高钰与护驾大臣桂月亭、端方、两湖总督瑞激等书信频繁,全力筹办皇差。乔家大门上悬挂的“福种琅环”匾牌,就是山西巡抚丁宝铨面谕慈禧后赠赐的。

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,乔家捐银10万两购军舰一艘,李鸿章赠铜牌联一对,亲书:“子孙贤,族将大;兄弟睦,家之大”,赠匾“仁周义溥”。

左宗棠平定西北,乔家票号曾为之办理款项汇兑。事毕左宗棠返京就任军机大臣途经山西时,专程到乔家堡拜会乔致庸,乔致庸率众下跪,左宗棠急忙握住乔致庸的手说:“亮大哥,久仰了。”左宗棠为在建的乔家大门前的百寿图题联道:“损人欲以复天理,蓄道德而能文章。”横批“履和”。

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与官场交往甚密,与户部尚书赵尔巽堪称密友;与雁门道恩大任、朔州知事徐葆生称兄道弟;陕西巡抚端方曾派兵为大德通护送镖车。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维藩,先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任掌柜,结识福州都司恩寿,恩寿升迁向阎维藩借款15万两,总号拟予处罚,正好恩寿升为汉口将军,乔致庸趁势将阎维藩聘为大德恒总经理,恩寿写信给山西巡抚胡聘之,要求予以关照。

1933年,孔祥熙返回太谷参加铭贤学校毕业典礼,乔映奎隆重宴请了孔祥熙夫妇。

四、乔家的家规与店规

(一)乔家家规

在中堂的家规有六条:一不准纳妾;二不准虐仆;三不准嫖妓;四不准吸毒;五不准赌博;六不准酗酒。乔致庸规定《朱子治家格言》是其儿孙们启蒙必读课,并写在屏门扇上,以作平日之鉴。乔致庸亲拟对联刻挂在内宅门上:“求名求利莫求人,须求己;惜衣惜食非惜财,缘惜福。”

乔家尊师重教,要求子弟学习非常严格,以家塾请师就读,民国前是由家族的长者任教,在在中堂院内有“百年树人”“读书滋味长”等门额。民国初年乔映霞当家时,扩大了家塾,改变了只读四书五经的教学,开设了文史、数理化、英语等课程,新聘了三名教师,不仅各房子弟就读,还吸收了家庭内年轻媳妇。子弟在家读完中学课程后,外出报考大学,大学毕业后再出国留学深造。在中堂请的教师是有名望的饱学之士,平时一位教师两个书僮伺候,逢年过节设专宴款待,送红包。宴请宾朋时请教师坐正席,平时教师回家以轿车接送,主人们一字排开送到大门外,等教师上车后才回去,目的是在子弟心目中树立教师的尊严和威望,让子弟尊敬教师。这与乔家人才辈出,兴旺发达,财源茂盛是有关系的。

(二)乔家店规

乔家店规严格。如光绪十年(1884年)由“大德兴”茶庄改“大德通”票号时,议定号规三十条。从“新事招牌”“账簿格式”“经营范围”“码头人位”各种禁忌等均有详细规定。号内用人要看相貌、品貌是否端正,珠算楷书考试及格,且三世清白者,方可入号为学徒。期限三年,学徒期满,考核合格方可站柜台,规定七不准:一不准接眷出外;二不准在外娶小纳妾;三不准嫖娼、赌博;四不准在外私自开商店;五不准习染不良嗜好;六不准储私放贷;七不准用号款借与亲友。犯者,视情节轻重或处罚或开除出号。

五、乔家的衰落

乔家比别的商号晚了将近300年,但是衰落也很晚。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大部分破产,但是乔家的大德通、大德恒没有立即垮台。辛亥革命前南方革命党活动频繁,高钰感到大清江山朝不保夕。之后慈禧太后驾崩,高钰命南方汉口等分号收缩业务,警惕时局变化。不久武昌起义,乔家票号资产未遭直接损失。辛亥革命以后,大德通、大德恒盈利也在逐年减少,1937年前大德恒票号将总号迁往北平,改组为银号,勉强经营至1951年。

乔家的衰落始于1926年。1926年冯玉祥部队向西北撤退,军饷由包头商号筹垫,乔家复盛公、复盛全、复盛西损失粮食300万担、银元150多万元,合计大约190多万银元。193710月,日军占领包头,复盛西、复盛公、复盛全3家当铺和估衣店并称为新亚当;两家钱庄并称为同和实业银行,资金、实物等一律被日本人占有,剩下少数商业企业苟延残喘,到1951年停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