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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升昌的名声,很大程度上同它的大掌柜雷履泰分不开。明清的山西人,对经商比科举更“上劲”。正如介休大贾“侯百万”侯培余在大厅写的对联所云:“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,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。”侯培余虽是读书出身,中过乡试副榜,但仍以经商为荣。在晋中一带,做大事、成大器的路径,就是经商。

在传统商家当学徒不是容易事。今人只知道“头悬梁、锥刺骨”的寒窗苦读是磨炼,可能不知道当学徒、做“相公”的柜台生涯是更严峻的磨炼。所以,山西商人有“十年寒窗考状元,十年学商倍加难”的说法。商家选学徒十分严格,年龄取1520岁的青年,五官不端正不要,家世不清白不要,拿起算盘能打得噼里啪啦山响,提起毛笔能写出端端正正的楷书。如果仅仅是经商业务倒还罢了,更重要的是察言观色,端茶倒水,小心翼翼侍奉掌柜。学徒的随身家什有“五壶四把”之说。所谓“五壶”是茶壶、酒壶、水烟壶、喷壶和夜壶,所谓“四把”是条帚、掸子、毛巾和抹布。光凭这些家什,读者就大致能够估量出当学徒的难处了。伶俐一点的学徒,睡觉也得睁只眼,掌柜一声咳嗽就能领会其中的含义。这种“全方位”的训练,是进入商界必不可少的基础课。山西一直流传着关于学徒的歌诀:“黎明即起,侍奉掌柜;五壶四把,终日伴随;一丝不苟,谨小慎微;顾客上门,礼貌相待;不分童叟,不看衣服;察言观色,唯恐得罪;精于业务,体会精髓;算盘口诀,必须熟练;无客默诵,有客实践;学以致用,口无怨言;每岁终了,经得考验;最所担心,铺盖之卷;一旦学成,身股入柜;己有奔头,双亲得慰。”山西的经商人才,就是这样练出来的。

雷履泰是平遥细窑村人,由于他后来出了名,他所在的村名也变成了雷家堡。雷履泰最初学徒生涯是在平遥城北门里头拐角的“宝房”。所谓宝房就是赌博房,北方人赌博流行押宝。干练的庄家摇起宝盒来,架式就像香港电影《赌神》里的周润发。赌徒们在四周围着,目不转睛盯着宝盒的摇动方位和姿势。宝盒落地,一窝蜂似的押注。就在这种场合,雷履泰练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术。宝盒一开,他立即就能报出各人的输赢数额,分毫不差。这一手本事,被西裕成商号的二少爷看上了。后来,就请他跳槽来到西裕成。雷履泰有了施展才能的地方,东家也对他重用不疑。很快,他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,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,雷履泰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、北京分号的领班,一直干到平遥总号的大掌柜。

西裕成发展为日升昌,不是偶然的。早在汉口和北京的经营活动中,雷履泰就已经插手金融事务。这时的商号,一般都在同城有汇兑往来,雷履泰借鉴“账局”(同城汇兑机构)的经验,把汇兑由同城扩大到异地;生意中难免有银子和铜钱的兑换,雷履泰借鉴“钱庄”(货币兑换机构)的经验,开展了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;经商难免有借贷,雷履泰借鉴“印局”(传统借贷机构)的经验,适当地放一点“印子钱”(即有利息的借贷,今天一般把印子钱作为高利贷的代称)。在日升昌开业前,雷履泰主持的西裕成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金融经营格局,而且建立了相应的规范。西裕成改为日升昌,只是为票号的专营和规模化铺平了道路。

票号的要旨,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,因此,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。在雷履泰的主持下,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“北京—平遥—汉口”扩展到全国。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,各省到处设置分号,不几年,分号就达上百处,遍及天津、张家口、盛京(今沈阳)、苏州、上海、厦门、广州、桂林、重庆、长沙等35个城市。我们现在无法想象雷履泰是怎样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业务的。也许,只有当今的电讯业和IT业,才有可能挟先进技术之力达到这样的速度。很快,日升昌就进入了全盛时期。有种说法称,全盛时期的日升昌曾经占有清朝政府80%的白银储备,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天文数字。即使有所夸张,也可以从中看出日升昌在当时商界中叱咤风云、纵横捭阖的气势与雄厚的财力。实际上,同它的营业额相比,日升昌的股本并不高。它的总资本为36万两,分成30股,每股12万两。但是,规模化的经营,最高经营额曾达一年3000万两的汇兑业务,使它的获利能力极高,最高的一次分红,每股红利与本金相等,也是12万两。光绪年间,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。读者不难推算出它的盈利率。

清末民初最后一代票号掌柜李宏龄在《山西票商成败记》中,对雷履泰是这样评价的:“西商票庄,创始于雷君履泰,暗合古交钞法,于今之中西银行尤能挟其秘奥。故咸、同以来,六十余年,全国财政,赖以灌输,称极盛焉。”

有明一代,山西商人依托开中制有利的政策环境,迅速发展壮大,称雄中国商界数百年。山西晋商在粮食贩运、盐业经销、茶叶贸易、典当业等领域创造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和庞杂的市场网络。商路漫漫,数百年来,晋商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、高效的组织人事管理制度。具体而言,就是权利集中、统而不死的组织管理模式和权责明确、赏罚分明的人事制度。